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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法律领域和法学学科的特性相对应，法学教育必然在这些领域表现出政治性。

[cxiv]1927年5月27日上海律师公会向江苏省司法厅建议请制定人权保护制度案，[cxv]同年在大肆捕杀之后的7月20日政府居然很快搞出了一个《保障人权条例》，共十二条。[xciii] 北大的群众运动：人权运动（刊发当时会场情形照片），载《北大生活》1921年12月刊，第39页。

因为放弃其一，则三大天赋人权——生存权、自由权和平等权——皆不免受其侵夺。[xiii] 黄忠廉：《达：严复翻译思想体系的灵魂——严复变译思想考之一》，载《中国翻译》2016年第1期，第35页。接着说中国人处在这内外生活很不安定的时代，在向前追求的结果，发现内外生活有一个共通一贯的根核——人权，而为人生的真正价值之所在。他虽然没有用日本人已经创造的天赋一词，但他在理解上是准确的，用了人生天地之间一句，把自由理解成人的权利，而非民的权利。1915年起在《大同月报》发表文章，至1916年翻译《英国诉讼法纲要》为止，[lxxxv]直到1928年又以濯葊王官寿署名发表《本省赋税问题讲稿》。

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原因是，中国近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救亡图存和富国强民，致使其接受西方文化时首先认同的是民权，而不是人权。[xxiii] 参见汪康年：《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》，载《时务报》1896年第9期，第3-5页。世以乱，故求我，我无心也。

如果能够获得斯民的赞誉，那就意味着得到了民心。这样的圣人不依赖、不诉诸于任何外在条件。朱熹的理解是：为政以德，则无为而天下归之，其象如此。显然，郭象不能认同或者所代表的观点。

故主上不为冢宰之所任，则伊吕静而司尹矣。是以见形以为己异，故谓圣人亦必勤思而力学，此百姓之情也。

在此需要注意的是，作为圣人治国原则、治国方式的自由，绝不是圣人按照自己的个人意志恣意妄为，从法理上看，那不仅不是自由，反而是站在了自由的对立面。但是，按照西方的自由主义及其法理学，君主不仅不是圣人，反而是需要防范的对象，因而，君主及其代表的国家权力将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与约束。这里的独化概念，在郭象思想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。不过，在给佛教全部吃掉之前，魏晋玄学毕竟还有郭象其人。

神顺物而动，天随理而行。禽兽犹各有以自存，故帝王任之而不为则自成也。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。故直道而行者，毁誉不出于区区之身，善与不善，信之百姓。

故性之不可去者，衣食也。郭象以知本定位庄子，这当然是一种肯定性的评价。

若夫睹大而不安其小，视少而自以为多，将奔驰于胜负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夸，岂达乎庄生之旨哉。从法治、法理的角度来看，郭象的这种民生为本的取向，与当代中国的民生法治具有很强的关联性，可以作为滋养当代中国民生法治理论及实践的历史文化资源。

《论语·卫灵公》篇中有吾之于人也，谁毁谁誉？如有所誉者，其有所试矣。肌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一语，郭象注称：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，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，世岂识之哉。所谓小者无馀也，故天地无以过乎秋毫矣。天理自然，知故无为乎其间。本末相兼，本末俱畅，其实就是内圣与外王的贯通。诸如此类的比较研究无不表明，郭象的思想与巴门尼德、康德、维特根斯坦、海德格尔的思想，都有相通之处，都可以在相互比较中达到相互映照、相互凸显的效果。

至于君主，按照郭象的圣治命题，由于君主都应当是圣人充任的，圣人都是自由的，所以君主也是自由的。天地不见大于秋毫，则顾其形象裁自足耳，将可以知细之定细、大之定大也。

圣治 关于魏晋玄学，劳思光认为：名理一派之玄谈，虽尚有其他人物，但就理论而言，王弼及郭象之作已足为代表。学术思想如果无关经国体致，那就是无用的学术思想。

在中国法理学史上，郭象以圣治为核心的法理构想具有与时俱进的潜质，蕴含着广阔的生长空间，其丰富的内涵可以代表魏晋时期中国法理学的完成形态。一方面，从郭象的法理构想来看，他立足于自由与民本两种取向或两大原则，阐明了圣治的基本框架，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改进与文明秩序的建构，提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法理方案。

这就是说，像尧这样的圣人实行的国家治理方式可以概括为不治。《尚书·尧典》开篇所述的文明秩序原理，得到郭象的认同。密尔在1859年写成的《论自由》一书，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具有很大的影响，堪称西方19世纪中叶的时代精神说明书。故如有所誉，必有所试，于斯民不违，佥曰举之，以合万夫之望者，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也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学者从现象学的视野来研究郭象的独化论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发现，倘若要全面勾画郭象的法理肖像，不妨借助由中西与古今所代表的时空坐标。

按照哈耶克的解释，自由主要是指一个人独立于他人的强制或专断意志。另一方面，圣人的自由也是一种实然：圣人就意味着从心所欲式的自由，倘若没有这样的自由，他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圣人，圣治作为一个法理命题也就不能成立。

自然者，不为而自然也。范氏曰：‘为政以德，则不动而化，不言而信，无为而成。

各守其分，则物皆不丧。从法治、法理的角度来看，郭象的自由观念与西方的自由观念有一些共性，譬如，都强调国家权力尽量不要强制个人，都要求国家权力要为个人留下最大的自由空间。这就是说，有必要从法理的角度，认真对待郭象的圣治命题与法理关切。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一语，郭象注称：无心而付之天下者，直道也。

这就是圣人、圣王的正当性依据，当然也是圣治的正当性依据。郭象的思想表面上看是玄学，其实关系到现实政治、国家治理与文明秩序。

进一步看，王弼短暂的一生都属于魏，郭象从十三岁起就入了晋。至于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，是从精神自身产生出来的、作为第二天性的那精神的世界。

事实上，郭象对圣治命题的阐述，就是关于这个原理的重述与申论。在郭象的圣治命题中，圣人既是实现国家治理、天下治理的依据，同时也是实现国家治理、天下治理的主体。